张勇烈士牺牲经过

天津老知青 骈江芳

自新右旗参加2023年知青馆建设与发展会议归来，天津的街头巷尾，心中涌动着一股难以平息的潜流。李琦撰写的文稿《张勇之死》犹如一记警钟，使我深感有必要对1970年张勇意外落水的始末进行真实还原。五十五载岁月流转，再次将这一话题提起，或许有人觉得是多此一举，无甚新意。然而，给历史事件留下具体细节，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此事进行一番叙述。

以下为我对数位天津知青及其相关人士进行的电话访谈，记录下了他们的珍贵回忆。

叶志和，一位75岁高龄的男性，曾是黄花公社的天津知青，就读于天津第五十二中学，属于1966届的初中毕业生。

1970年6月3日，张勇不幸落水，事发于中午12点之前。我听闻此事后，急忙赶到河边现场。只见克尔伦河水溢出堤岸，河岸边草地布满了积水，有的地方水深甚至没过脚踝。张勇不幸离世次日，西旗革委会迅速派遣达赉湖渔场六村渔闸管理站的一艘大木船，逆克尔伦河而上，抵达张勇遇难之地协助打捞。船上的工作人员均为渔场职工，他们熟练地驾驶着船只。

自6月3日起，我沿着河岸搜寻，直至9日方才发现张勇的遗体。那几日，阴雨连绵，天气颇为恶劣。最终，是克尔伦牧场的牧民发现了张勇的尸体，位于克尔伦河通往达赉湖的小岔道旁的土坡上。她身着红裤衩，趴在坡上。遗体被发现地点距离张勇遇难的河边大约三公里。渔场的职工们协助将张勇的遗体打捞上岸，并运送至克尔伦河与达赉湖交汇处的终点水闸管理站，该站由达赉湖渔场管理。遗体上岸后，西旗军管会的女法医立即进行了尸检。为了便于尸检，现场搭建了布帐，所有人都需后退，无人可上前。尸检完毕后，为张勇穿上了一件短袖上衣，由于袖子不便穿入，只得将袖子剪开穿上。下葬前，又为她换上了绿色的军装。听闻张勇遗体被发现后，黄花公社的知青们驾驶马车从西庙（黄花公社的菜地）赶来协助。尸检后，众人用担架将遗体抬至东庙（达赉公社所在地）的大庙，路途崎岖，但人手众多，包括知青、解放军和当地社员，四人一组轮流抬担架。抵达东庙时，天色已晚，张勇的遗体便安置在大庙中。随后，大部分知青乘坐解放军的大卡车离开了，而我则被部队的解放军同志留下，负责为张勇制作棺材。这是一位黄花公社的牧民（来自扎赉特旗的蒙古族，是赶大车的车老板）为其母亲准备的棺材，我借用时承诺日后归还更好的一个。当地的风俗是，未嫁姑娘的棺材为红色。完成棺材的制作后，已是深夜，我独自驾驭马车返回西庙，直到后半夜才抵达，那时天色已渐亮。

翌日清晨，我前往黄花公社，目睹了专为张勇准备的棺木，其鲜亮的大红色油漆在革委会门前格外引人注目。张勇已被入殓，即将安葬。他的墓地位于公社西侧的最高点——黄花岗，墓坑早已挖好，当天的仪式便将完成他的安葬。张勇的哥哥、姐姐和大姐夫均出席了葬礼以及随后举行的简短追悼会。随后，在张勇墓建成之后，墓室被挖掘出来，直接用于放置棺木，后续的墓室则直接将棺木推入，无需再挖掘坑穴，因该处地形复杂，遍布碎石头块和碎石片，一锨下去仅能挖出几块小石子。

1970年9月，黑龙江省派遣了一支工程队前往西旗，着手建设张勇墓。彼时，天气寒冷，狂风肆虐，工程采取苫布覆盖的方式进行，或许还点燃了巨大的火炉来驱散严寒。至同年12月，张勇墓的建造工作圆满竣工。在此期间，旗内举行了盛大的墓落成仪式。呼伦贝尔盟歌舞团专程来到旗地，在西旗大礼堂献上了赞颂张勇的精彩演出。

备注：叶志于1970年12月应征入伍。彼时，西旗地区仅有八个征兵名额，其中天津籍的知青获得了两个，叶志和史国柱两位知青有幸被选中，余下的名额则分配给了牧民子弟。

1974年，叶志和退役后分配至呼伦贝尔盟地质勘测队，频繁穿梭于该地区各旗之间。在西旗克尔伦公社执行勘测任务期间，他曾多次前往张勇落水之地。克尔伦河在春季时河水常溢出河岸，周边草地一片汪洋，难以接近。当时，他并未见到落水点设有纪念石碑。据他所述，该纪念石碑应是在1975年至1978年期间树立的。该纪念碑由水泥制成。

叶志和——1972年，呼伦贝尔盟将40棵松树赠予张勇墓，交由我前任连队指导员负责用车辆运送至墓地。该指导员彼时已转至呼盟运输公司担任书记，并向我提及此事。至今不清楚这些树是否已种植，抑或种植后是否存活。由于我仍在部队服役，未能有机会亲自前往西旗查看。

在70年代末期，张勇墓尚被一圈木栅栏所环绕，这些栅栏呈现出翠绿的色泽，与之相匹配的木门亦被涂以绿漆。透过那些留存的老照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目睹那道木栅栏围墙的景象，然而，具体是何时改建为砖墙，却无从查考。

刘桂珍——73岁的她，曾是黄花公社的天津知青，就读于天津爱国道中学68届初中。她是张勇的发小、邻居，也是小学时的同窗。在新右旗，她作为天津知青留守在此。每当回想起当年与张勇共度的时光，心中不禁感慨万分，那些往事仿佛就在昨日，记忆深刻。记得1970年6月3日那天上午，我们在克尔伦河畔的草地上畅谈许久，从小学时的学习与嬉戏，到文革时期和下乡的经历，话题不断，仿佛要将所有的故事一一道尽。

数日来，黄花公社的众多蒙古包纷纷搬迁至克尔伦河畔。我与周萍同住一包，她负责放牧，而我则值夜。那日清晨，我替换周萍，回到蒙古包里品茗骑马，来到羊群旁。张勇也在彼处放羊。我们各自将两群羊分开，坐在羊群中央，以防羊群混群。我的蒙古包与张勇的相隔不远，我常在夜晚前往她家嬉戏用饭。那天上午，我与张勇在河边促膝长谈，话语颇多。她拿出大姐夫的信件给我观看，那一刻，信封上的地址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张勇不幸遇难后，便是通过这个地址发出电报，通知了她的家人。说实话，我的记忆力向来不佳，但不知为何，那天却将大姐夫的地址牢牢记下，而这地址后来也发挥了作用。我向张勇提出要购买两斤白糖和两斤红糖。她笑着回应，也请为我买上两斤白糖和两斤红糖，回来后用来拌酸奶享用。那时，克尔伦河的河水湍急，河水泛滥至岸边，草地上的低洼地带尽是积水，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那是河流，误以为身处达赉湖之畔。

片刻后，周萍饮罢茶水，转身前往羊群另一侧的圈舍。我则前往西庙购置糖果，归来时恰逢在蒙古包内，正与包中牧民一同分糖果。一名青年牧民闯入包内，用蒙语呼喊：“思歌腾不见了！”我未能辨识其言，包中主人却紧紧拉住我，骑马向河边疾驰而去，途中不断用手势比划，口中反复“思歌腾、思歌腾”，我才恍然大悟，张勇已然失踪。抵达河边，只见周萍紧抱张勇的衣物痛哭，我们皆惊慌失措，确信张勇已不幸落入河中，消失无踪。那几日，我泪流不止，几乎将眼泪哭干。

张健——这位69岁的男性，曾是黄花公社天津知青，是张勇的胞弟。1976年3月，他从部队退伍后，便毅然投身巴尔虎草原，接过姐姐手中的套马杆，投身上山下乡的革新型运动。

张健（张勇的弟弟）

1976年，我踏上草原牧区的土地，开始了那段难忘的岁月。直至1978年12月，我才重返城市。在这段岁月里，我只曾探访过张勇的墓，却未曾踏足姐姐不幸落水的那处克尔伦河边纪念碑。直到2007年，在天津《渤海早报》组织的回草原活动中，我才首次得以为姐姐扫墓，并由当地牧民引领，找到了河边的那座张勇落水纪念碑。那次同行者还包括了黄花公社的知青王振鸿老师。自那以后，每逢我回乡为姐姐扫墓，都会前往此地，以寄托哀思。

王振鸿——一位72岁的天津黄花公社知青，曾是天津四十二中68届的初中生。张勇不幸落水，其遗体在一周后于达赉湖与克尔伦河交汇处被发现。下葬之日，众多同学齐聚，共同挥动铁锹，挖掘墓穴。墓坑挖掘颇为艰难，起初仅能挖至一拃之深，泥土中夹杂着小块石子，再向下便是黄色的巨石。最终，众人仅勉强挖出了一个不甚深广的墓穴。埋葬仪式在发现遗体后的第三天举行，张勇的坟茔位于现今黄花岗东面的坡地上。下葬那天，旗里知青办的工作人员、黄花公社的知青以及队中的蒙古族社员们都到场，张勇的兄弟及姐夫亦亲临现场。坟前竖立着一座木制墓碑，上书“张勇同志之墓”。

刘庆春——男81岁，新巴尔虎右旗第一任知青办主任(1968年——1971年在任）1970年6月张勇遇难时我正在黑龙江省柳园五七干校学习，旗里打电报让我回来处理这事，五七干校领导不给假说是省里统一安排，学习结束才能回去。6月底干校学习班结束回到旗里，那时旗里组织抽调知青和干部参加的调查整理小组撰写张勇事迹材料，报给呼盟和黑龙江省。当时的新右旗革委会主任是蒙族人，名字叫“毛老“他提出张勇事迹必须上报上级有关部门争取烈士称号，他说：“张勇是我们旗里表现最为出色、最优秀的知青。”最终，在1970年底，省里正式批准授予张勇烈士称号。

李国强——一位75岁的男性，曾是黄花公社天津的知青，属于四十二中68届的毕业生。张勇遇事的那日，我恰好在西庙菜园里进行浇水工作，忽闻刘桂珍骑马急匆匆而来，神情慌乱地报告：“张勇不见了！”我立刻与她一同赶到河边，只见张勇的衣服卷成了一团，静静躺在草地上，克尔伦河水已经漫过，使得低洼的草原处处积水，衣服也早已湿透。我和刘桂珍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目睹张勇落水处的人，然而，我们却无法采取其他措施。我匆忙返回，卸下一匹用于浇菜园的马，骑上它赶往旗里知青办报信。得知张勇可能因掉入河中失踪后，我和队里的几位男性知青，包括杨永年、吴宝树、夏新等，立刻下到河中，展开了拉网式的搜寻与打捞工作。

华禹辰——这位72岁的男士，曾是黄花公社的天津知青，就读于天津第四十二中68届初中班。在1970年6月3日张勇不幸遇难之际，我正负责在大队仓库饲养趴虎子（种公羊），与我相距张勇事发地点约有七八十里之遥。由于信息不通畅，大约过了七八天，我才从前往大队办事的知青王艳敏那里得知了这一噩耗。由于当时只有我一人无法脱身，因此未能参与打捞张勇遗体的行动。王艳敏还告诉我，她在前往的路上不幸马失前蹄，摔倒后头部疼痛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曾参与张勇事迹报告会的学习。那时，众多知青、干部和记者前往采访，搜集张勇下乡的经历，以便撰写夸大其词的报道。报道中提及“张勇英勇地跳入河中拯救羊群，面对汹涌的浪涛，他不幸被激流吞没……”等内容，引发了众多知青的不满和质疑。实际上，张勇的意外身亡并无目击者，真相不得而知。这种凭空捏造、夸大其词的报道让知青们感到极不舒服，并对张勇遇难事件的真相产生了分歧。张勇被大家公认为优秀的知青，但对其死因的描述却与事实不符。

作者骈江芳，一位天津的老知青，昔日曾远赴内蒙古新左旗，投身于那段上山下乡的岁月。